不在其位也謀其政：德國的入常執念與縱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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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會大廈。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原標題：不在其位也謀其政：德國的入常執念與縱橫外交
“我很清楚，要說服巴黎並不容易，但這是一個大膽而明智的決定，”11月28日，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肖爾茨（Olaf Scholz）在柏林洪堡大學發表演講，呼籲法國讓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並以歐盟席位取而代之。
“歐盟應以一個共同的聲音出現在安理會上，作?回報，歐盟常駐聯合國代表一職應當由法國人永遠擔任。”他說。
幾天前的11月25日，歐盟27國剛剛一致通過英國“脫歐”協議草案。一旦英國脫離歐盟，法國將成?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僅剩的一個歐盟國傢。
自然，肖爾茨的提議被法國人斷然拒絕。法國駐美大使阿羅德（Gerard Araud）次日即在推特上表示：“這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因?它違反瞭《聯合國憲章》。”
儘管肖爾茨的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德國官方立場，其演講也僅僅是“柏林未來基金會”組織的系列演講之一，但德國人一直熱衷於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德國統一後的入常執念
今年6月8日，德國以184票贊成、4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當選2019/2020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這也將是德國第七次出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不過，德國人對此顯然並不滿足（編者註：聯合國安理會中10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兩年，經選舉每年更換五個，不能連選連任）。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宣佈解散，解體後的五個聯邦州分別公投並宣佈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其後簽訂的《二加四條約》不僅標誌著德國終於獲得瞭完全主權，也宣告瞭德國謀劃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開始。
就在兩德統一之後僅僅五個月，時任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就提出瞭歐洲共同席位的想法，但是由於當時歐盟都未正式建立，勃蘭特的想法更多被外界認?是一種理念而非政治主張。但德國人卻開始將這個理念付諸行動，一年後，時任外長金克爾（Klaus Kinkel）於1992年的第47屆聯合國大會上首次表示瞭德國希望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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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各國貢獻的聯合國會費百分比，日德超過英法，這也是德日兩國謀求入常的依據之一（編者註：聯合國對2019-2021常規預算各國分攤比例的估算中，中國超過日本升至第二，比例?12.005％）。數據來源：聯合國
經過四年的準備後，藉著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由頭，德國團結其他區域大國於1997年正式提出瞭“拉紮利計劃”（Razali Plan），建議安理會新增五個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由於美國和意大利的堅決反對，該提案最終甚至都未付諸表決，但“拉紮利計劃”卻構成瞭其後20年間幾乎所有安理會改革方案的參照模板。
2003年，美國和英國繞過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彰顯出聯合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弱勢地位，也使得要求聯合國改革的呼聲達到瞭一個小高潮。?瞭更迅速有力地推動聯合國改革，德國與日本、印度、巴西組成瞭“四國集團”，決意以“捆綁、共進退”的方式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
四處碰壁與聯合國改革
2005年3月，時任聯合國祕書長安南最終提出瞭數套改革方案，內容大體上都是“拉紮利計劃”的變種版本。但和“拉紮利計劃”一樣，由於非洲國傢聯盟堅持新增常任理事國必須擁有否決權，以及“咖啡俱樂部”（UFC，又稱“團結謀共識”運動）成員國的堅決反對，改革方案同樣沒有付諸表決。自此之後，德國通過聯合國改革以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計劃幾乎一直處於無限期擱置的狀態。
“咖啡俱樂部”成員國的心態以意大利和西班牙兩國最具有代表性。
在兩德統一之前，意大利一直是聯合國改革和要求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積極分子，其底氣主要源於其在冷戰時作?歐洲繼英法後第三大國身份。兩德統一之後，意大利國力被重新統一的德國拉開差距，由於擔心在歐洲被徹底邊緣化，意大利搖身一變成瞭聯合國改革最大的反對者。西班牙則以龐大西語世界的代表自居，加之西班牙語是聯合國六大工作語言之一，西班牙對常任理事國席位也一直心嚮往之。四國集團倘若成功入常，聯合國安理會繼續改革的動力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大大減小，這對兩國而言並非好消息。
除瞭來自咖啡俱樂部的阻力，即便在五大常任理事國層面，德國入常的夙願也不乏反對者。由於德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背叛”，美國自2003年起宣佈隻支持日本單獨入常；而英法兩國出於對德國入常後將帶來自身地位下滑的擔憂，一直以來對德國入常的問題也不甚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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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集團（藍色）和咖啡俱樂部成員國（綠色）
面對來自五大常任理事國和咖啡俱樂部的壓力，德國給出的方案依然是歐盟共同席位以及四國集團。
歐盟共同席位的提議代表瞭歐洲共同政治、經濟、文化集合體的訴求，很快得到瞭歐盟機構的積極反饋，更是獲得瞭意大利的鼎力支持。早在1990年，意大利外長就提議將英法的兩個席位以歐洲各國輪流坐莊代替；2007年意大利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期間，更是積極宣傳歐盟共同席位的理念。德國自從近年來也公開贊同歐盟共同席位後，英法兩國出於對丟失其獨立席位的擔憂，都不再反對德國入常。在英國公投退出歐盟之後，法國受到的來自德意兩國的壓力必然會加大。此次肖爾茨的發言也更被視?德國對於法國的一種敲打，目的在於提醒法國對於支持德國入常的承諾，以及暗示法國在安理會上也應當反映德國和歐盟的政治訴求。
四國集團的提議儘管在推進集體入常上毫無建樹，但是在擴大非常任理事國職權以及改革非常任理事國選舉等問題上確實起到瞭積極作用。自從非常任理事國確定依據地區選舉產生以來，四國就成?瞭非常任理事國的常客。新千年來，德國和日本都已三次擔任非常任理事國。四國集團一次又一次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施加壓力，也使得廢除“非常任理事國不得連任”、延長非常任理事國任期的提議擺上瞭議事日程。對於非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事實性壟斷，是四國集團在可預計的未來可能達成的目標。
積極外交“歐洲擔當”
在尋求入常問題上的四處碰壁，並不代表德國人的努力就此結束，畢竟安理會在當前各大沖突地區的作用微乎其微。在經歷瞭歐債危機、中國的大國崛起以及川普上臺之後，德國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發生瞭微妙變化，德國外交政策也漸漸從矜持剋制變?積極主動。
一句疑似來自多年前基辛格的諷刺依然迴響在耳邊：“要打電話給歐洲？打給誰？先給我歐洲的電話號碼。”儘管基辛格後來說不記得自己說過這話，但《紐約時報》已經給出過答案：打給柏林。持有同樣觀點還有俄羅斯的普京，俄烏在刻赤海峽再起衝突後，普京的第一個電話也是撥往柏林，希望默克爾還能管住“不聽話”的烏克蘭人。這其中的緣由恐怕不僅僅在於默克爾的俄語說得流利。
“被打斷瞭脊樑的日耳曼人”、被壓抑的民族自豪感曾經是戰後一代德國人的標籤，德國人重拾民族自信的歷史似乎和德國足球的成功巧合地吻合。1954年的伯爾尼奇蹟讓德國人第一次?起頭，並吹響瞭萊茵奇蹟的序曲；被1990年激發的民族熱情在幾個月後擊碎瞭東德高層仍意圖保留兩德並立的夢想。時間來到2014年，除瞭在南美大陸上羞辱瞭巴西足球隊，這一年也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拐點。
該年年初，時任德國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現已?德國總統）就在議會表示，德國要施行積極的外交政策，並在國際爭端中發揮影響力。在之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時任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更是把德國曾奉行的外交剋制視?道德上的懦夫行?。
不久之後，德國聯邦議會就通過瞭首次向伊拉克庫爾德人援助武器以抗擊“伊斯蘭國”（ISIS）的決議，這也是德國戰後首次向戰亂地區直接提供軍事援助。
2014年3月，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後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更是成?德國新外交政策最好的試金石。德國選擇迅速介入烏克蘭局勢，在美國要求給予烏克蘭武器援助以及制裁俄羅斯的問題上，德國選擇瞭對自己、對歐洲最有利的解決方案。德國不僅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更是拒絕做出讓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承諾，甚至在制裁俄羅斯問題上猶豫不決、瞻前顧後。
在排除瞭軍事幹預的選項後，默克爾迅速利用“魏瑪三角”（即德國、法國、波蘭三國合作機制）的平臺，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和俄烏雙方展開談判以解決克裡米亞問題。而在烏東地區爆發戰事之後，德國又以波蘭等東歐國傢難以保持中立立場?由，拋下波蘭，單獨和法國總統奧朗德一起向普京施壓，並最終促成兩次《明斯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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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新明斯克協定》的簽訂標誌著烏克蘭內戰的緩和，左起?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普京、默克爾、奧朗德及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 圖源：塔斯社
儘管《明斯克協議》被部分批評人士稱?翻版的《慕尼黑協議》，並在很大程度上逼迫烏克蘭接受瞭丟失克裡米亞的客觀事實，但該協議也的確避免瞭烏克蘭內戰的無限制升級以及可能出現的難民潮。此外，在簽訂該協議的過程中，德法兩國成功地將華盛頓方面排除在外——畢竟，歐洲大國與俄羅斯的直接衝突帶給歐洲的負面衝擊，遠遠甚於美國。
縱橫捭闔的“第六常”
除瞭在烏克蘭問題上積極的外交斡旋，近年來，幾乎在所有熱點或衝突地區都能看到德國人的身影。在敘利亞問題上，德國出於控制難民的考量，一直以來都明確拒絕加入美英法的空襲部隊；在處理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問題上，德國又是一意孤行地強力推動歐盟接納超過100萬難民。
而在伊朗核問題方面，藉助P5+1集團（即聯合國五常加德國），德國儼然扮演瞭“第六常”的角色；在川普宣佈單方面撕毀伊朗核協議之後，德法兩國依然立挺伊朗，除瞭在今年8月以歐盟名義向伊朗提供1800萬歐元援助以及新建SPV支付系統以繞過美國SWIFT之外，德國人還允許伊朗在法蘭克福設立歐洲伊朗商業銀行，並實際由德意志銀行進行日常管理。今年7月，?瞭迎接即將到來的制裁，德黑蘭方面提取瞭歐洲伊朗商業銀行帳戶上的3.8億歐元，柏林也最終頂住華盛頓的壓力予以放行。
“中間路線的實用主義”是近年來德國外交政策的最好標籤。相比於英國仍會象徵性地派遣軍艦至南中國海“護航”，德國對於亞太地區幾乎從不發表意見。實用主義這一點還尤其體現在沙特記者卡舒吉被害案上。相比於川普和馬克龍拒絕對沙特採取任何行動，柏林第一個站出來宣佈對沙特進行武器禁售並佔領輿論和道德制高點。但軍火交易的擱置可能並不會影響兩國商界的經貿往來，在缺席10月23日的沙特投資大會，並推遲簽署據信200億美元的訂單後，11月26日，西門子集團CEO凱颯到訪利雅得。
12月2日，G20?會閉幕，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程回國繼續?促成脫歐協議斡旋；法國總統馬克龍則需要收拾“黃馬甲”的爛攤子；美國總統川普開始?中美貿易談判做準備；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回到柏林後要處理的，則是來自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的派兵請求。
不過，縱然德國在外交領域變得更加積極主動，但國內反對派的聲音以及孱弱的聯邦國防軍都是制約德國進一步有所作?的重要因素。即便摘掉瞭“政治侏儒”的帽子，德意志第四帝國也永遠不會出現，隻是，愈發自信的日耳曼人或許終將以新的方式，在世界舞臺上開闢一片屬於自己的廣闊天地。
（本文作者錢伯彥、陳英?界面新聞德國特約撰稿人）